中国共产党在治理国家中可以发挥其先锋党的作用，将其正式的任务限定在根据国家与人民的需要与科学发展相应的政治意识形态，并将这些意识形态应用到国家政府机构上。

法治之下，公平正义的法治信仰确保了人们要遵循最基本的道德义务，法律的界限在于它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邓小平提出，几百个中央委员，几千个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干部，要带头钻研现代化经济建设。

经历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经历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现在是到了"以法治建设为中心"的时候了。"[13]对于黑恶势力犯罪和非正常群体性事件必须要在法治之下严加惩处，这样秩序才会正常，社会才有稳定。他们还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总之，只有通过国家政策的根本性转变，党和政府将建设公平正义的法治社会作为今后的中心工作，从而引导人民树立法治信念走出拜金主义泥沼，上述问题才能获得根本性解决。"[2]从"彭宇案"中法官一再提到的"常理分析"、"情理分析"来看，律师的话是很有道理的。

法治不但治民还制权，完备的法律制度使各级官吏必须依法履职，任何逾越权力和滥用权力的行为都将受到惩处，这样使得官吏无法腐败、不敢腐败。所以，只有法治下的发展才是真发展才是科学发展，否则即使发展了也得付出大代价。76德国概念史学家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对历史时间理论有深邃的阐发。

此后，琉球明确进入两属时期——既作为中华藩属体系下的藩属，又被迫作为日本的藩。一般而言，天朝与藩属之间存在事大和字小关系，‘事大在共其时命，‘字小在恤其所无。④陈秀武：《日本的万国公法受容与霸权体系构想》，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9—102页。70三轮交涉中，中方不熟悉两大话语体系的不通约性，而将二者置于同一层面。

58总理衙门强调中国本无利人土地之心，二岛归于中国，中国主持置立君长、官吏等，以复立琉球。寺岛宗则恰好以实效管辖拆解。

然而，国际法后于藩属法出现在东亚不意味着必须优先适用，因为琉球问题是二者共同作用的产物，藩属法应当得到同等程度的考量。为了殖民扩张，19世纪欧洲国际法褪去区域性、基督教底色，转以文明等级论强迫非欧洲国家遵守，并决定后者进入国际大家庭的资格。政教禁令，得自主自为者，可以自为一国。⑤1871年八瑶湾事件以后，日本实施废琉设藩，并主张对琉球的实际镇抚优于中国对琉球名义上的宗主权，从而正式将琉球作为日本的藩，并逐渐形成实力统治。

国际法体系随着西方列强的扩张与藩属体系的空间效力范围发生交叠，但正是日本首先以国际法体系介入、挤压和侵夺了属于藩属体系规治的空间。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文明等级论的加持下，作为欧洲地方性知识的国际法取得了所谓的普遍性，并凌驾于藩属体系等非西方规范体系之上。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建议。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订立后，日本明治政府加紧对琉球的改制，以强化实际镇抚。

中方不熟悉二者差异，渐次落入日方的国际法话语陷阱。32「清國公使ヨリ寺島外務卿宛」、『所属問題 第一巻』、B03041146300、160-163頁。

73此后，古代欧洲万民法理论和近代早期万国法理论中的普遍主义被再度激活，在维护欧洲国际秩序的同时，更以暴力侵入非欧洲国家。松田道之指出，琉球此后纳入日本国内体制，对清国转为外部关系。

因为中国从未统治过琉球，其主张很容易被驳倒。此后与李鸿章会谈的日本驻天津领事竹添进一郎认为，若复立琉球，我废藩旨意化作乌有。48［美］惠顿：《万国公法》第2卷，第7—13页。20北平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一，北平：故宫博物院1932年版，第21b、24b页。72因此，欧洲国际法起初类似于藩属体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地缘政治话语。这固然是后见之明，但何如璋急欲辨驳国际法话语，未审视其与藩属体系的本质差异，再提出更妥当的论辩策略，确为外交失误。

26丁韪良译《万国公法》出版后次年，即传入日本，并得到广泛关注。寺岛宗则：暹罗曾朝贡贵国，如今贵国不问朝贡，无论税收……朝贡国其义何谓。

寺岛宗则答：台湾贵政府政令不及之处，故我国出兵征讨。23「寺島外務卿清國何公使ト對話記事」、150-152頁。

1872年7月5日，日本大藏大辅井上馨向正院（即内阁）提出，琉球历来服属日本，维新以后郡制、租税、调贡同内地一轨，版籍（指主权范围）当归日本所辖。日方反对琉球复立，主张中国将之纳入其主权范围，以履行国际法上的保护责任。

争抗者一时提出反对，而后累世静默，等同于默认实际占有的事实。57李鸿章认为应由中国仍将南部交还球王驻守，借存宗祀。一般认为，据时际法第二原则，历史性所有权的存续条件是在领土争端确立的关键日期（critical date）之前持续、和平地行使主权，这意味着对领土的事实管辖权成为取得历史性所有权的关键要件。日方抓住这一点，首先将琉球割离藩属体系。

43事实上，三国与琉球订约表明琉球是具有高度自治权的国家，或者至少不是国际法上的属国。Patrick Sze-lok Leung Anthony Carty, The Crisis of the Ryukyus (1877-82): Confucian World Order Challenged and Defeated by Western/Japanese Imperial International Law, in Anthony Carty Janne Nijman (eds.), Morality and Responsibility of Rule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414-449。

何如璋：总要其国民信服管辖之主。18由于日本对鹿儿岛等直接管辖后，对琉球已逐步确立实效统领，但清国无任何举措且无力保护琉民，这就消除了藩属关系的对世效力，因而琉球不应继续服属中国。

此后，在东亚同一个空间内，逐渐形成了藩属体系和国际法体系并立的二元规范体系，但日本企图将之彻底转变为国际法一元规范体系，以服务于其对东亚的扩张。57「明治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示總理衙門諸大臣節略」、『琉球ノ所属問題ニ関シ日清両国争議関係 第二巻』、B03041147400、50頁。

31因此，无端而废弃条约，压制小邦，则揆之情事，稽之公法，恐万国闻之，亦不愿贵国有此举动。这不是说藩属体系劣于国际法体系，而是强调国际法体系强行适用于非欧洲世界的机理。回合一——寺岛宗则：三百年前，琉球由萨摩藩统领……萨摩藩数百年来都是我邦的诸侯……如今则由日本内务省派官驻岛直接管辖。请中堂易地思之，敝国在今日还中、南两岛于尚姓，抑成何政体，是中国望敝国以必不可行之事也。

李理：《日本吞并琉球计划出台始末》，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等等。何如璋：纳贡之义贵说已知，但封王之义如何？寺岛宗则：欧洲各国要求罗马赐予帝号，此即属国之解。

17事实上，松田道之直接以国际法主张日本对琉球的主权：如今举世交际以‘万国公法为准……琉球对清国之臣事隶属为‘旧制，即中琉关系应适用国际法处理。67土耳其办法，似指1876年—1877年举行的君士坦丁堡国际会议（Constantinople conference）。

74Georg Cavallar, Vitoria, Grotius, Pufendorf, Wolff and Vattel-Accomplices of European Colonialism and Exploitation or True Cosmopolitan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0, No. 2 (2008), pp. 186-193.75万立：《全球地方化与地方全球化——19世纪至20世纪中期美洲国际法的斗争》，载《法学家》2023年第4期，第85—86页。刘志扬、李大龙：《藩属与宗藩辨析——中国古代疆域形成理论研究之四》，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3期，第36页。